1．对接受虚开发票行为的界定所引发的理论争议

虚开发票行为的法律规定在理论上引发的争议是多方面的。与本研究专题相关的争议主要涉及虚开发票的犯罪是否为目的犯，即虚开发票犯罪是否以骗税或其他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对次，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否定说以危险犯为理论基础，认为根据《刑法》第205条的规定，并未将目的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是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以其他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本罪。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否存在骗税或偷税故意，也不论是否造成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只要构成犯罪，均应当依照刑法第205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而肯定说以目的犯为理论基础，认为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虚开发票罪的成立必须具备骗取税款的目的，但事实上这样的目的应当作为虚开发票犯罪的成立要件。如果没有偷骗税的目的，就是在客观上存在虚开发票的行为，也不构成虚开发票犯罪。如果行为人具有偷税的目的，同时也具有偷税手段，情节严重的，对其应定性为偷税罪。  还有的学者对此举例说明，有的企业为虚编繁荣景象，相互对开或循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由于行为人没有偷骗税款的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不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都是对《刑法》第205条的规定为基点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之所以以此为依据会产生两种相反的观点，谁也无法说服谁，主要是《刑法》第205条的规定存在缺陷。把“为他人虚开”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即接受虚开发票行为）都规定为虚开发票行为。从立法原意来说，“为他人虚开”的犯罪行为就是危险犯，此时，无需以骗取税款或者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情节严重即可构成犯罪。“为他人虚开”的行为，其造成的危险，即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可能导致国家税款的流失，而且还有可能造成税收管理秩序的混乱，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甚至引发其他经济违法、犯罪。从这个角度来说，否定说无疑是正确的。而把“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也规定为虚开发票行为，从立法原意来说，就必须是以骗取税款或者获取非法利益（例如偷税等）为目的。否则，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经营者是不会出现此类行为的。即使偶然出现不以骗取税款或者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行为，即在客观上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也不能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仅仅可能对税收征管秩序产生不利影响，而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4条第1款所规定的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行为，也不应规定为一种税收犯罪行为，而应规定为一种税收违法行为。从这一角度来说，肯定也说无疑是正确的。两种合理性观点产生冲突如果形成美学意义上的悲剧，那造成悲剧的原因，就在于立法的缺陷，主要是将接受虚开发票行为也界定虚开发票行为所导致的。

2．对接受虚开发票行为的界定所产生的法律适用的困惑

将接受虚开发票行为也界定虚开发票行为所产生的法律适用的困惑，一是表现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对此类案件的认定产生分歧，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对同一案件的判决产生冲突。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芦才兴案。  芦才兴为个体运输户，1999年6月8日，因涉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犯罪被逮捕，并被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经宁波中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芦才兴在1997年7月至1998年12月期间,以旭日公司的名义经营运输业务，为少缴应纳税款，接受虚开的发票共53张，用于冲减旭日公司的营业额，实际偷逃税款548371.21元，且偷逃税额占其应纳税额的30%以上，宁波中院认为被告人芦才兴的行为构成偷税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芦才兴的行为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依据不足，指控罪名错误,应予纠正。并依法判决被告人芦才兴犯偷税罪，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一审判决后，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抗诉，理由是本案中被告人芦才兴虚开了具有抵扣功能的发票，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05条的规定，构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宁波中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偷税罪的判决是不当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审判决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